2026年春天，《生态环境法典》为新污染物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石。两个月后，“新污染物协同治理”被正式列入“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项目。这意味着，我国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进程中，治理视野从常规污染物扩展到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余刚，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30余年。他目前正主持中国工程院科技战略咨询项目“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战略研究”。在接受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余刚提出一个核心判断：不能等到常规污染物都治理好了再解决新污染物问题，必须协同兼顾。

协同治理的逻辑并不复杂。很多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同源排放—化工、制药、纺织印染、农业以及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环保设施，既排放COD、氨氮、VOCs等常规污染物，也排放PFAS、二噁英、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如果分头治理，建设和运行成本都会成倍增加。余刚说，从技术、工程、管理上构建协同体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技术层面，协同治理目前侧重在“控”的环节—对经过筛查和风险评估确定的高风险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一起治理。比较成熟的技术包括吸附、催化降解、膜分离和高温热解。余刚团队针对工业废水和地表水中的PFAS，开发了高效吸附材料和催化剂，研制了反应器并在实际工程中应用；针对城市污水中的药物和个人护理品，开发了电催化氧化技术并完成中试。

但余刚认为，真正的突破口不在末端治理，而在源头替代。以芯片制造中广泛使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为例，它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目前多国都在寻找绿色替代品。一旦替代技术成熟，掌握它的国家可能围绕其设定市场准入条件。余刚团队承担的全氟类新污染物防控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已将PFAS绿色替代技术研发作为重点任务。他说，如果我国能率先突破，将引领该领域的产业“绿色跨越”，直接关系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主导权。

管理体系的升级同样紧迫。余刚建议，在修订常规污染物排放标准时同步纳入新污染物控制项目，实现“一次修订，双重管控”；在排污许可制度中增加新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监测频次；在新建或改造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等设施时，强制预留新污染物处理单元。他还提出，可将新污染物管理绩效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对采用绿色替代技术、建设协同治理设施的企业给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支持。

跨区域、多介质的协同治理是另一个难点。新污染物比常规污染物扩散性更强，PFAS、微塑料等物质可能通过食物链富集，最终威胁人类健康。余刚认为，必须打破传统单一介质管理模式，在长江、太湖、珠江等典型水系开展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与分配模型研究，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治理。

从30年前开始研究POPs，到如今参与国家顶层设计，余刚的工作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用更少的成本、更系统的方案，让环境治理真正覆盖那些“看不见”的威胁。2026年的《生态环境法典》和“十五五”规划，给了他明确的制度回应。接下来，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从企业到流域，还有大量技术和管理课题需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