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彭宗超在北大攻读博士即将毕业，偶然看到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招收博士后的信息。他拿着那条信息去请教导师宁骚教授，宁教授很支持他尝试申请，说这样既能继续深造，又能参与清华公共管理学科初创过程。这句话让彭宗超下定了决心。

初入清华时，他有些担心。博士期间从事的政治学及行政学研究主要是单一学科属性，而21世纪发展研究院是多学科综合支撑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研究的机构，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加入研究院后他发现，团队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储备多学科知识，而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共同打造多学科交叉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大家相互学习、扬长补短。他后来笑着回忆：“一旦遇到个人解决不了的跨学科问题，一般在团队内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人。”

彭宗超的博士后两年规划很清晰。第一年，他主要参与合作导师薛澜教授的国内外公共管理教育课题研究。当时学院正值筹备，急需学科教育研究。在薛老师指导下，他系统收集资料，就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国际MPA教育比较分析撰写了两篇实证论文。与以往理论研究不同，这些论文侧重对公管学科教育历史和相关学校开展实证研究，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权威期刊发表，既产生了学术影响，也为学院筹建提供了研究支撑。

第二年，他聚焦前沿，切入初兴的听证制度，从公共参与和公共治理视角研究价格听证、立法听证，形成了出站报告的主体。相关成果后续出版了专著，并于2007年荣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谈起博士后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彭宗超将话题拉回到2001年。那年年初，在学院公共科技政策研究所沙龙上，薛澜老师和他所在的课题组提出要关注社会冲突及危机管理研究。3月份，在薛老师带领下，他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年会交流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其间旁听了危机管理专题讨论，深受触动。会议地点在纽约附近，他约3月11日曾登上纽约世贸大厦。半年后9·11事件发生，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并夷为平地。说起这些时，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震惊。此后，薛老师引领他及研究团队就9·11事件及转型期中国危机管理开展系统研究，出版了国内早期专著，为后续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奠定了基础。这本专著后来荣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跨界转型是彭宗超博士后期间最大的挑战，但这恰恰成为他拓宽视野的契机。除了政治学，他开始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学科研究。“多学科的知识学习不见得会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却有助于开拓视野，将思考问题的范式从单一学科思维拓展到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

田野与课堂是他博士后期间最大的收获。他曾去秦皇岛、武汉、广州、呼和浩特、青岛等多地做实地调研，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相互滋养，融会于课程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他参与的教学，不仅从多学科理论视角切入案例分析，还汇聚了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思维碰撞，师生互相启发。

说起最有成就感的事，出乎意料的竟然不是学术论文发表和获奖，而是一件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他深度参与到21世纪发展研究院的学术活动组织工作中，一改以往电话通知的形式，率先使用电子邮件联络、组织学术会议、座谈会、研讨会等。在今天看来，使用邮件不值得一提，但在当时却是与E时代相契合的创新实践。

对学术人生而言，彭宗超认为博士后是特别重要的时期。他刚进站时，校博管办金老师曾叮嘱：“博士后阶段是能够静心专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宝贵时光，务必沉潜钻研、集成式发表成果，为后续学术成长奠定基础。”他直言有幸赶上国家转型发展的好时代，博士后期间参与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全国推广和应急管理学科的早期探索，为个人成长积累了养分。出站后他荣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奖，他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合作导师和同时期一起奋斗的博士后同事们。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走好学术研究的人生之路。

话题转到清华如何吸引和培养博士后，彭老师给出了几点建议。制度层面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赋予博士后个性选择空间，既提供课题新方向或新领域的研究机会，也允许博士后继续拓展、深化博士论文研究。学校、学院与合作导师应共同为博士后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与保障，当前诸如“水木学者”、“明德学者”等支持计划名额有限，建议适度增加支持力度，适当争取社会捐赠资源投入其中。同时，应加大博士后群体内部及其与国内外、校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联系，通过广泛交流锻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