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石春林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政党体制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内生性、竞争性、宗派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党政治普遍陷入政治极化困境与否决政治泥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首先表现为它是一种基于中国情境的制度创制，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从比较政治的视角来看，它新在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发展轨迹和政党治理的实践路径，突破了“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权力制衡”等概念及其背后的规范性认知。具体而言，这种“新”可以从制度属性、政党关系、运行逻辑和价值指向四个方面予以把握。
制度属性之新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中，政党以“政治的部分”（political party）或者“派系”的形式展开周期性竞争，这种政党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轮替机制，是代议制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政党首先是选举组织，是为争取选民授权而存在的政治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权力竞争与周期性轮替。同时，政党的数量、结构与政党体制的运行方式高度依附于选举规则：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倾向于形成两党格局，比例代表制更易催生多党体系，这就是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关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历史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初衷并不指向权力分配和执政力量的轮替机制，而是追求一种整合多元政治力量并将其“组织起来”参与国家建设的建国方案。在这一方案中，中国共产党确立自身为领导力量，同时充分吸收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创制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随着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逐步完善，这种源于革命联合的政治安排逐渐制度化，演化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格局，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决策咨询、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多党合作逐渐呈现出广泛参与同制度化协商相结合的结构特征，并深刻嵌入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政党关系之新在比较政治视野中，政党关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关键指标。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副产品，西方政党政治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本质都是不同利益集团通过选举机器来瓜分政治资源的博弈，如果缺少宽容的政治文化与相应的制度护栏，关键政治资源的分配就会落入“赢者通吃”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党争容易滑向零和博弈，反对党的唯一目的就是赢得选举，而不再关注政策改进，同时，执政党的更迭也伴随着政策的剧烈摇摆。
与此相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以扩大参与、增进团结、优化决策、凝聚共识为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长期执政相统一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合作性政党关系而非你上我下的对手关系。这一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政治经常招致的权威碎片化、政策不连续、社会不团结等弊端，将有限的政治资源从无休止的党派斗争中解放出来，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合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政治智慧，彰显了政党体制层面的“第二个结合”。
运行逻辑之新
政党体制的运行逻辑，决定着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功能与制度效能。西方语境中的政党，首先是选举意义上的组织形态，其主要功能在于争取选民支持、赢得执政地位并在选举周期中实现权力更替。制度运行围绕选举展开，政党的组织动员、政策表达乃至内部结构安排，都以选举竞争为中心。这种功利的取向会使得政党丢掉“初心”。同时，西方的政党存续时间越长，越容易陷入德国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所言的“寡头统治铁律”，政党不再是手段而完全成为目的本身，也无法发挥西式政党预设中沟通社会与国家的媒介、桥梁作用。可见的例子是，近年来，一些西方政治力量为了赢得选票而不惜迎合选民的短期情绪，甚至煽动民粹主义，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剧，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延续性更是付之阙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行方式上呈现出与竞争性政党体制显著不同的逻辑取向，其运行重心在于治理协同，政党体制的功能也从权力分配转向治理资源的整合。政党参与不仅体现在政治表达和政策倡议层面，更体现在国家治理全过程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新社会群体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决策咨询、专题调研、专项民主监督和重大政策论证，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生态治理等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党体制不再以政治资源的争夺为目标，而成为整合资源、凝聚共识、汇智汇力的治理机制。
此外，西方政党体制的参与路径主要集中在选举和议会政治层面，政治表达往往依附于议会竞争与选举活动；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制度参与结构，呈现出纵横交织的特征。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层面的重大方针协商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专题调研，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协商平台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以及专项民主监督等多种机制并行运行。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仅拓展了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增强了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纵深性与持续性，促进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作用发挥。
价值指向之新任何政治制度最终都要回答“为了谁”的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新”，归根结底在于其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超越了西方政党体制服务于资本逻辑和少数利益集团的局限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深刻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对资本的附庸性。
与之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各民主党派也不是代表某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而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就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始终服务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着促进国家与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群体、不同领域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各种协商平台和机制广泛而有序地进入决策过程。这种制度安排的价值重心，不在于强化利益对抗，而在于在多元格局中形成整体共识，增强政治体系的协调性与凝聚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之间建立起制度化桥梁，同时避免了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服务特殊利益群体和造成少数统治多数的弊端。
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曾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过整合社会、扩大政治参与的重要功能，但当这一制度被抽离其原有土壤而被某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移植时，往往出现制度移植的排异反应，甚至导致政治失序与社会动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一种更加团结、高效的政治形态，打破了西方选举中心主义的政党体制长期被奉为圭臬的垄断性认知，以优秀的治理实绩证明政党政治的发展并不存在固定模式。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必然是与其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相融合的产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则根植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政治传统和近代以来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之中，是在探索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与人民解放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制度形态。
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让“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集思广益谋长远”的制度优势相得益彰，有效确保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与执行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澎湃的内生动力和坚不可摧的政治共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面向未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丰富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协商渠道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履职能力。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来源：《中国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