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五五”规划开局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践已从宏观政策宣导下沉至微观主体的治理逻辑重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不再仅仅是企业响应国家战略的标签，而是深度嵌入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内生范式。碳排放双控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实质性推进，使得ESG表现成为衡量现代企业制度成熟度的关键维度。然而，在多重约束下，企业如何将ESG真正内化为治理范式、驱动价值跃迁，仍是一个亟待系统性回答的难题。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研究团队，正是从这一核心矛盾切入。学院教师围绕“动因诱致—路径赋能—效应评价”的全链条逻辑，在《The Accounting Review》《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系列成果，试图为中国情境下的ESG实践提供学理框架。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驱动
企业的ESG决策内生于特定的制度场域。政府环境审计的推行，使地方官员的环境责任显性化，从而显著增加了财政环保支出并改善空气质量。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传导至企业，激励其增加环境专项投资与绿色专利申请，传导机制依赖于政府授予的环境补贴—这体现了中国环境治理中“激励相容”的设计逻辑（Ning Hu等，2025《AH》）。
税收征管领域的“金税三期”工程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技术赋能大幅提升了征管效率，压缩了企业避税空间，消解了长期存在的“以捐避税”隐性契约（金智和黄承浩，2022《会计研究》）。这一发现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可能蕴含的策略性与寻租动机；正式制度的完善能够促使社会责任回归本义，但也可能在短期内抑制部分形式的社会责任投入。
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则更为潜隐而持久。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中庸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气候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企业获取可持续认证与激发公众环境关注（Li和Yao，2025《JBE》）。与之对照的是，以地区人工流产率代理的“敬畏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呈负相关，且在法治环境薄弱、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区域效应尤为显著（Yan等，2023《AF》）。这表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方向高度依赖于情境，其效应可能被正式制度的强度所调节甚至扭转。
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织的复杂场域中，企业ESG行为呈现出策略性与权变性。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的发布，在提升公共环境意识的同时，也引发了非预期行为：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下盈余管理，以换取更多政府环保补贴或更轻的处罚（Hu等，2024《JAPP》）。共同机构所有权可能基于减弱行业内竞争的动机，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负相关，这一“反竞争效应”在投资期限较长或社会倾向较低的共同所有者中更为突出（Cheng等，2022《JBF》）。高管的政治认知结构同样是关键变量：意识形态导向的高管更倾向于发布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报告并切实贡献于社会，而晋升导向的高管则更易导致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脱耦”（Wang等，2024《EJF》）。
治理结构：从制度压力到战略内化
外部制度压力向企业内部行为的传导，高度依赖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中介机制。高管团队的特征与稳定状态发挥着首要作用。新任CEO因面临稳固经营、应对外部竞争与个人职业发展等多重顾虑，履新初期倾向于收缩策略性ESG行为，并对抑制ESG言行不一致缺口具有显著作用（吉利等，2025《南开管理评论》）。相反，高管团队的稳定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有效抑制了ESG“漂绿”现象（Deng等，2025《BSE》）。
高管的个人背景同样重要。具有军事背景的管理者所在企业，其应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均显著更高，且更易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这一效应在内部控制薄弱的国有企业中尤为凸显（Lai等，2023《Kyklos》）。
董事会层面，独立董事持股这一中国特色制度安排显著增强了独立董事的履职独立性及监督积极性，表现为更频繁地发表异议意见，并能有效制约大股东掏空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邓博夫和董雅浩，2021《当代财经》）。董事会秘书持股则从信息沟通效率维度提升治理效能，通过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和利用年报文本的积极语调传递利好信号，增强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刘佳伟等，2022《外国经济与管理》）。女性董事的治理影响则呈现权变性：比例提升可能与投资效率降低相关联，但这种负面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或组织权力结构分散的情境下会被削弱（金智等，2015《会计研究》）。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结论：解析中国企业ESG表现的驱动逻辑，必须将其置于正式制度约束、非正式文化渗透以及市场主体策略性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中。研究不仅解释了“是什么”，更揭示了“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完善环境审计与税收监管可优化企业ESG行为，但需注意非正式文化的调节作用—例如，在法治薄弱地区，单纯加强正式制度可能不足以扭转“敬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企业管理者来说，优化高管团队稳定性、推行独立董事持股等治理结构安排，能有效提升ESG内化效果，抑制“漂绿”与代理风险。
未来，数字化技术对ESG信息生态的赋能效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化路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这一系列研究，为“十五五”时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维度的学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