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长即死亡，不超速成长即死亡。”在浙江大学MBA第30期“师友经纶”活动上，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杨俊教授抛出这句话时，台下坐着的25级集中2班同学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警醒，还有某种被说中的焦虑。

这场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分享，从一次举手互动开始。杨俊请在场同学按工作年限和所在行业—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分组。看似简单的动作，很快引出一个关键词：失位。

他引用了IBM对全球100个行业顶尖CEO的调查：这些行业之王普遍感到焦虑。他们怕的不是眼前对手，而是自己在技术重构的产业链中失去位置，像诺基亚或摩托罗拉那样被替代出局。杨俊提醒大家，管理者不能只盯着岗位和公司，要学会用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行业乃至时代的变化。

从工业革命的历史出发，杨俊梳理了一个分析框架。通用技术—比如蒸汽机、电—通过提高效率影响企业投入端，替代劳动力或热源，进而引发工厂制度、直线职能制等管理变革。专用技术则在通用技术普及后催生，从产出端倒逼企业改变过程，甚至形成全新的生产函数。

杨俊强调，AI革命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它同时具备通用性和专用性，意味着正在投入端和产出端“两头挤压”企业。通用大模型提升决策效率，也可能导致产品同质化；小模型与场景融合催生智能体等新物种，直接颠覆传统产品形态。企业面对的是系统性适应挑战，而非局部改进。

那么数字经济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区别在哪？杨俊用一个对比点明：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投入要素都要花钱买，企业围绕价格展开竞争—低成本、差异化或聚焦。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则发生突变：很多要素可以近乎免费使用。数据要素难以合理定价和流通，短期近乎免费；数字产品—软件、电子书、音乐—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引发商业逻辑的彻底改变。

经典案例是索尼与亚马逊Kindle的电子阅读器之争。索尼2004年推出领先产品，采用“联盟”模式与出版商平等合作，电子书按纸质书逻辑定价7美元，结果叫好不叫座。亚马逊2007年推出Kindle，做法完全不同。它问自己：电子书等于书吗？答案是否定的。它发现电子书边际成本为零，于是放弃平等联盟，构建“不平等互利”生态—给出版商保底、补贴、独家授权，将价格降至4美元以下，让消费者毫不犹豫选择Kindle。

杨俊总结：两家公司做了高度相似的事情，成败取决于背后的思维逻辑。索尼是工业时代逻辑，亚马逊抓住了数字产品边际成本为零的特性，通过生态化的不平等互利关系，重新掌控价值链。

对话环节，杨俊回归到最现实的问题：这个时代，我们该怎么办？他给出两点建议：从“规模经济”走向“生态共生”，超越你死我活的竞争，学会与同行、合作伙伴共生，构建健康生态系统；保持对技术和底层逻辑的敏感，企业一把手必须有能力判断技术赛道，洞察技术迭代方向。

一位同学在感言中写道：“整场讲座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穿透力，让我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逻辑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另一位同学则说：“思考任何问题，首先要明白问题是什么，最恐怖的是以为知道而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