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金MBA “科技企业成果转化实践课程” 中，导师并不只是课堂上的讲授者。他们更像是一群长期深耕产业一线的参与者：有人来自投资机构，有人服务过大量从0到1的科技企业，也有人长期站在技术、商业与资本交汇的交界处。他们的共同角色，是在复杂的真实项目中，帮助不同语言之间完成转译——让科学家的技术逻辑、企业的经营逻辑与资本的判断逻辑，逐渐对齐。

在为期数月的科金实践中，这样一支导师团队，与项目方和学生一起，深度嵌入15个科技项目的真实推进过程。从最初的筛选判断，到中期的路径收敛，再到结项阶段的阶段性成果形成，导师不仅参与讨论，更参与决策语境的搭建与问题的拆解。

探针资本合伙人黄广杰，就是这样的导师之一。从项目面试到全过程辅导，他完整参与了本期课程的设计与推进。对他来说，这门课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只是“高校实践”这四个字，而是它真正试图去做一件很难但也很重要的事——让企业、学生、导师和市场，在一个真实项目里发生对话，让一项技术不只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开始学习如何进入商业社会、进入产业逻辑、进入现实世界。导师访谈 | 黄广杰● 高金科金项目实践导师● 探针资本合伙人

在本期采访中，围绕交盟种荟项目的实践推进，黄广杰结合项目筛选、过程辅导与结项复盘，分享了他对科技成果转化与学生参与路径的整体观察。Q1您从项目筛选阶段就参与其中，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项目适合进入科金实践？黄广杰： 如果按照常规的筛选逻辑，大家往往会先去找那种“特别成熟、特别完整”的项目：团队很强，商业化进展不错，融资表现也好，像一个没有明显短板的“六边形战士”。这当然是一种思路，但在我看来，科金课程未必一定要只选这样的项目。

因为科技创新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比谁更平均，而是比谁有没有真正突出的长板。一个项目能不能进入科金，对我来说，更关键的不在于它是不是每个维度都很完美，而在于它有没有一种足够鲜明的、非对称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停留在技术说明书里的，而是未来有可能真正刺破市场、改变某种格局的。只要有这样一块长板，我就会对它格外关注。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这个项目是不是“适合被赋能”。因为高金科金课程不是简单给企业做咨询，也不是把学生扔进去写几份报告。它更像是一个很特殊的协同场域：有多元背景的学生，有深度参与的导师，也有学院作为组织者和连接者。如果一个项目本身有潜力，同时又确实存在生态补位、认知拓展、资源嫁接、战略梳理的空间，那它就特别适合进入这个课程。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选“最完美的项目”，而是在选“最值得一起往前推的项目”。Q2

交盟种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项目，这类技术在当前农业产业升级背景下，真正的产业价值体现在哪里？黄广杰： 交盟种荟这个项目，我一直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所在的赛道，在资本市场里不算那种热点方向。它不是大家一听就会立刻兴奋的AI、机器人、半导体，而是农业，而且是农业里的一个很细分的生物技术方向。也正因为这样，它反而更有代表性。

这个项目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找到了一个非常真实和具体的切入口：从草莓种苗出发，通过技术改良去提升效率、改善品质、推动种植端的提质增效。它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逻辑。你会看到，一项技术不是只停留在论文里，而是会经过实验室、经过基地、经过流通环节，最后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生产者和市场那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最真实的样子。

对学生来说，交盟这个项目的价值也特别大，它需要你真正去理解：一项技术是怎么变成一个产品的，一个产品又是怎么变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转的商业体系的。这种理解，不是靠坐在教室里看案例得来的，而是靠你一层一层往下挖，去把一颗种苗背后的商业世界慢慢看清楚。Q3学生在项目中承担了哪些角色？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历？黄广杰： 如果回头看整个过程，我觉得学生的角色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固定好的，而是随着项目推进，一点点变化出来的。

最开始，大家更像“外脑”。每个同学都很优秀，也都带着自己的专业和视角进来，所以一开始大家会很自然地去观察、去分析、去提判断。这没有问题，但那时候的参与，更多还停留在“我站在外面看这个项目”。后来随着大家不断去接触项目方、走进真实场景、做越来越多的一线调研，他们的角色才慢慢发生变化。大家不再只是分析者，而越来越像“联合创始团队”的一部分，会开始为企业的真正问题去想办法，甚至去推动具体动作。

在交盟项目里，我们最早把学生团队分成了三条线：融资组、经营组以及人才管理组。大家分别沿着不同方向往里钻。有人去做融资路径和材料，有人去梳理经营策略和区域拓展，也有人从组织能力的角度去思考企业后续怎么撑得住增长。这种分工不是为了把任务切碎，而是因为这个项目本身有很多现实问题要面对，必须有人深入下去。

印象很深的事，是大家一起去盐城调研。那不是为了“做调研而做调研”，而是企业本身真的要去那个地方见政府、谈合作、看基地、找落地路径。学生们不是跟团参观，而是跟着企业一起进入一个真实行进中的场景。白天在看项目、谈合作，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团队还要继续坐下来复盘，讨论今天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怎么走，哪些判断要调整，哪些动作要继续推进。那种深夜里大家围在一起讨论的状态，其实特别像一个创业团队，而不是一个上课的小组。Q4

交盟项目横跨多个领域，复杂度很高，您在辅导过程中是如何帮助学生从课堂分析走向真实项目情境的？

黄广杰： 我觉得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帮大家先“破掉一种思维”。很多同学以前看商业案例，习惯的是一种全景式、上帝视角的理解方式：我站在结果这端，去分析一家企业为什么成功，它做对了什么，它缺什么，它还有哪些机会。这种分析在课堂里是有价值的，但在真实项目里，它不够。因为真实企业不是已经写完的案例，它是一个正在发生中的生命体，它会缺钱、缺人、缺时间，会同时面对很多约束，也会不断变。

所以我们没有让学生一开始就坐下来做框架，而是先把他们带进现场。去实验室，去基地，去和科学家团队、创业团队、合作方一起交流，去看企业真正是怎么运转的。你看到的未必全是优势，反而常常先看到的是资源的匮乏、推进中的阻力、很多还没解开的结。可正是这些东西，让学生慢慢意识到：我们不是来“分析一个优秀案例”的，我们是来面对一个真实项目的。这个心态一变，后面的调研、判断、方案才会真正落到地上。Q5

您在课程中提到“行业研究应服务于行动与选择”，在科金项目实践中，您有没有看到学生将这一方法真正应用到具体项目中？黄广杰： 有，而且我觉得在交盟项目里，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我一直觉得，行业研究如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其实意义有限。看报告、看数据、画图表，这些都只是起点。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通过调研去理解一个行业的商业运转逻辑，能不能找到那个真正决定它怎么运作的关键环节。

我在课上打过一个比喻：很多人做行业研究像是在“看风景”，但真正做项目，更像是在“画地图”。你不是远远看一下这个行业长什么样，而是要真的走进去，走进那些复杂的、潮湿的、甚至有点泥泞的地方，把路径一段一段摸清楚。

交盟这个项目里，学生们就真的是这么做的。他们去拆解一颗种苗怎么走到农户手里，这里面经过哪些主体、哪些环节、哪些利益关系；他们会去找代理商、找种植户、找农资端，去理解每一个角色在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最后再回过头来看交盟这个项目，就不会只是停留在“技术很好”四个字上，而会真正开始思考：这个技术应该怎么进入这个链条，它的切入点到底在哪，商业逻辑怎么成立。这个时候，行业研究才真正从“信息搜集”变成了“决策输入”。Q6

您也在课上提到，“好的战略定位不是简单选赛道，而是在产业版图中找到切入点”。在交盟项目里，学生在理解和讨论战略定位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黄广杰：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在于有没有方向，而在于如何在多种可能路径中做出取舍。交盟这个项目本身底子很好，技术也有亮点，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延展出多种可行路径：融资方式的选择、经营模式的设计、扩张节奏的安排，是自建基地还是合作推进，先进入哪些区域、如何分阶段布局……这些问题都会同时出现。

对于学生来说，一开始容易陷入的是，对每一种路径都进行展开和论证，但战略真正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把路想全”，而在于能否替企业把路径收敛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做的是“减法”。不是帮他们找到更多可能性，而是帮助他们逐步看清：每一个选择背后的资源投入、约束条件、回报周期，以及对企业阶段的匹配程度。慢慢地，大家开始意识到，战略定位并不是选择一个“看起来最正确”的方向，而是在现实约束之下，收敛出一个当下最可执行、最匹配企业阶段的路径。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锻炼判断力。Q7从最初接触项目到现在结项，您有没有观察到学生在思考方式、协作方式或者投入程度上的变化？黄广杰： 我觉得变化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体现在一句“我成长了”上，而是体现在他们做事的方式里。

最核心的，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很多MBA同学平时更擅长的是在一个相对确定的环境里把事情做到更优：比如负责一个部门、一个业务板块，知道目标是什么，也有大量数据和反馈告诉你怎么优化。但在科金项目里，情况完全不一样。你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资源不充足、前景并不明确的现实项目，你必须在很多未知里去参与判断。

这种状态，一开始大家是会不适应的。有时候学生会直接说“老师，我们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恰恰是这种迷茫、这种无从下手、这种不得不一点点摸索的状态，本身就是课程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因为真实的科技创新，真实的成果转化，本来就不可能是一路顺畅的。你得在不确定中往前走，走着走着，思路才慢慢出来。Q8如果从课程角度回看这七个月，您认为交盟这个项目带给学生最重要的学习价值是什么？

黄广杰：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知识点，也不是某一个商业工具，而是一种能力—— 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的能力 。这件事说起来很抽象，但其实非常现实。因为大多数同学平时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但至少边界相对清晰，信息相对充分，很多时候你是在“优化已有路径”。而交盟这样的项目，完全不是这样。你参与的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事业，它没有完整答案，也没有成熟参照，你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试。

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少有、但非常重要的训练。它会逼着你去面对：当资源有限、信息不够、目标还在调整时，你还能不能继续判断、继续推进、继续承担结果。这种能力，不管以后学生是去创业、去加入创业公司，还是留在大企业做更高层面的管理，我觉得都会非常有价值。Q9如果从导师的角度回看这七个月，您会如何形容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投入与收获？黄广杰： 说实话，很难说自己做到了满分投入。因为再投入，你也不能代替创始团队去做决策，这里面始终有一个边界和平衡。

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确定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确实把项目的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问题去看。每一次企业面临的挑战，我们都在认真想解法；每一次同学们遇到卡点，我们也会一起去找出口。

对我来说，这次和以往做企业服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单线条的。一方面，我们在陪一个企业往前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陪一群学生成长。过去做咨询也好、做投资也好，我最愿意看到的，是企业真的有进展。这次我除了看到企业的进展，也看到了学生的思维提升和能力变化，这种双重反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也很珍贵的体验。Q10您如何评价高金MBA的“科金实践课程”？它与传统商学院课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黄广杰： 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因为它真的很考验组织能力。你要把科学家、企业、导师、学生，还有学院自己的项目团队，放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让大家一起往前推，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它不是一门老师讲、学生听、交作业、给反馈的课程，而是一种持续互动、不断调整、实时发生的教学关系。

如果说和传统商学院课堂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在于它的互动性和时效性。在这里，导师和学生会高频碰撞，学生和项目方会不断互动，学院团队也持续在中间做组织和协调。大家不是在讨论一个已经发生完的商业案例，而是在共同推动一个还在发展的项目。对于商学教育来说，这是一种很不一样、也很有启发的方式。

而且从更大的层面看，我一直觉得，中国今天做科技成果转化，最缺的一类人，其实是“翻译”——不是语言翻译，而是能够理解技术、理解商业、理解资本、也理解不同角色怎么想的人。很多好的技术之所以没有浮到水面，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是因为中间缺少这样一批人，能把科学家的语言、产业的语言、投资的语言真正连起来。

我觉得，高金科金课程正在做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培养这样一批人。让科学家、投资人、MBA学生坐到同一个场域里，围绕一个真实项目产生对话、形成共识、推动进展，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结语：随着项目结项，这段持续数月的实践，也暂时告一段落。

回看整个过程，交盟种荟的变化是具体而可见的：从最初面对多重路径选择的分岔口，到逐步收敛出更清晰的融资与发展方向；从尚未成型的商业表达，到能够支持对外沟通与决策的系统化材料；从“可以做很多事”，走向“知道此阶段该做什么”。但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参与其中的人身上。学生不再只是站在案例之外进行分析，而是在信息不充分、资源有限、路径未明的情况下，参与到真实决策之中；导师也不再只是提供答案，而是在关键节点中不断帮助校准方向、提示代价、推动收敛。

在黄广杰看来，这样的过程，本质上是在训练一种能力——不是寻找最优解，而是在不确定中持续做出可推进的判断。而这，正是科技成果转化最真实的底层逻辑：没有现成路径，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现实约束中不断试探、修正，并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当课程结束，项目仍在继续。那些在科金实践中形成的判断方式、协作经验与对产业的理解，也将继续作用于更长的时间维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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