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文 ：我印象最深的，是您曾讲过很多次的一句话，“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高校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社会走到了大学的前面。”为什么高校会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王树国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只是概念性的，没摸着其中的规律。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就提到“这场新技术革命已经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总书记已经看到，这场新技术革命远不是我们原有的知识架构所能够包容的，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完全突破了原有的认知边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现在教科书所教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累积的产物。那时候知识更迭周期至少要60年，教材完全可以支撑学生60年知识和技术不落后。但这场新技术革命迭代速度太快了，人工智能领域几乎按月迭代，而一项技术成熟到进入教材需要5-10年，所以大学落后在这场新技术革命面前是必然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科技发明都来自大学校园之外？我说这是必然的。因为大学是传授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但产业不一样，它在第一线，“实践是知识的来源”。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来按照分支学科建立的知识体系已经触及天花板，这时它的进步就把“天花板”掀开了，就出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但这个融合没有诞生在大学，而是诞生在产业界。为什么？因为像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产品，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包容的。最近一系列创新成果都来自产业界，也印证了“实践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这时候，大学突然感觉到，原有的知识架构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企业研究的东西是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之上的再次跃升，完全超出了大学现有的知识架构。其实这个现象大概在2017年就已经出现了，那时我就感觉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要来临，所以我在西安交大一定要建立创新港，就是想打破原有的知识架构，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打破大学和社会的壁垒，直接切入到最前沿，这样大学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陈志文 ：这让我想到了“工科理科化”的问题。2023年，曹德旺先生联合很多科学家、企业家提了一份建议，后来有媒体报道把它总结成了“工科理科化”。“工科理科化”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

 王树国 ：2023年，曹德旺理事长联合很多科学家、企业家提了一份建议，后来很多媒体报道，把它总结成了“工科理科化”。那段时间，部分工科大学因为评价导向这个指挥棒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理科化”的问题。一些学校受指挥棒影响，开始搞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出高水平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过于急功近利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工科应该偏重实践，但为了追求排名而失去了对方向的辨识，走了一段弯路。我不反对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很重要，但那时候的一些工科院校做基础研究，为了多发文章，这个导向有问题。

 陈志文 ：前两天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实际上也是为工科的长远发展做好铺垫、积累和支撑，没有很好的理，就很难有很好的工。

 王树国 ：总书记在会上讲得很清楚，基础研究很重要，但不能脱离实际，要服务于社会和产业发展。

 陈志文 ：不是说数论文是错的，但只数论文，肯定是错的。

 陈志文 ：现在学科专业设置很多时候就是画地为牢。您在西安交大做了很多突破，包括建成了创新港，打破了学校和产业之间、院系之间的壁垒，在原有框架下前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全面突破那个框架。如今在福耀科技大学，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实现您的理想？

 王树国 ：对，总觉得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完，还想继续做下去。在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总书记说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我敏锐地感觉到这不是小动作，一定是国家战略布局，这也是促使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把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和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串起来，我突然明白，总书记谋划的布局——紧跟这场新技术革命，在教育科技人才上突破发展瓶颈，这正好和我想要做的事情契合。之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政策陆续出台，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不抓住说不过去。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陈志文 ：福耀科技大学有三句话“以理工为核心，交叉融合为路径，产业应用为导向”，该怎么解读？

 王树国 ：这是办学理念和路径，但我认为还没有把这所大学的真正内涵表达出来。

我喜欢琢磨大学的形态，喜欢追究历史。从远古社会到博洛尼亚大学，从神学时代到近代，社会各方面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工业生产从手工作业到自动化生产线再到如今的网络化生产，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也在不断变化。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大学的形态。尽管内涵从教学加入了科研、社会服务，但大学的形态始终没变：一亩三分地，一个校园，一群老师教一批学生，这种形态和模式从大学诞生到现在没有改变。

为什么？因为在知识更迭周期特别缓慢的年代，大学始终是社会的指导者。它是知识的垄断者，是思想的创造者，所以又叫“象牙塔”。无论外面怎么变，它的根基都没有动摇，大家还是崇拜它，因为大学的思想、技术始终是在社会前沿的。

但这场新技术革命下，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这个状态。人工智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知识平权。所有人对知识都不再陌生了，再高深的理论经过人工智能深入浅出的讲解，老百姓都能知道一二，知识的神秘面纱被揭掉了。再加上技术的突破诞生在校园之外，新的技术突破了原有的认知框架，知识的快速更迭使得大学有点跟不上了，我们突然意识到：社会在改变，大学不改不行了。

所以福耀科技大学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上了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形态上进行了革新：

第一，学科交叉融合。不分单一学科，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第二，产教融合。不叫合作，叫融合。什么是融合？就是要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这就要求我们对各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动态了如指掌。我们的校企合作中心将全国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全部建档在册，学校配备产业导师，需要哪个领域的企业资源，马上对接。这是深度绑定的紧密关系，不是简单打招呼式的浅层合作。

第三，科教融汇。不能再一支粉笔、一个黑板、一本课本这么教学生了。王兴兴、梁文锋、汪滔、张雪……这些人给我们一个启迪：人的才能不是在书本上教出来的，是在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怎么转化为能力？是在遇到挑战之后，把自身潜能给激发出来。

 陈志文 ：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是解决问题过程中找到的办法。

 王树国 ：是的。当你不畏困难、勇敢迎难而上时，潜能就爆发出来了。但前提是你得有知识，没知识怎么冲？所以是把知识在实践中应用，并在实践中再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变了，要个性化培养，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一些大学是批量培养，是筛选人才——几千名学生招进来，不合格的淘汰出局，学生向学校的标准靠拢。而我们是要个性化培养，因人施教：擅长创业的，按企业家方向培养；适合科研的，按科研路径培养；有成为卓越工程师潜质的，对标工程师方向培育。不是学校制定标准让学生靠拢，而是分析每个个体，找准他的潜能所在，把他的潜能激发出来，是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

为什么要这样培养？因为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了。培育出一个拔尖人才，就能把相关产业往前大大推进一步。我们的教科书大量内容都是国外学者的成果，为什么？历史上我们的顶尖人才太多了，为什么到了近代反而越来越少了？不是中国人不行，是没有适配创新的环境。现在新技术革命给了我们大学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一定要做，哪怕我们培养出来几个这样的顶尖人才，也值了。

 陈志文 ：如您所说，当下新技术的发展，让象牙塔里的教授专家们不得不承认跟不上行业节奏了。尤其是像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企业遥遥领先于学校。

 王树国 ：是的。曾经有一位校友跟我说：“校长，别按老教材教了，教的东西我们也用不上，全都落后了。你还不如让学生到我这来，我直接带他。”所以，我们福耀科技大学的学生没有按照传统本科的模式来培养，而是参照研究生培养模式，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科教育人全程化，让学生在科研实践中成长，落实科教融汇的育人理念。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 王树国

 陈志文 ：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个企业家做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也发了一些顶刊的论文，实际上论文是科研的副产品，只是过去我们把它变成了目的。

 王树国 ：是的。论文是什么？论文是科研成果做出来以后，为了防止技术流失或者为了让同行了解，顺手写出来的，不是为了写论文才做科研，那就完全颠倒了。

 陈志文 ：这样才是研究真问题，过去很多研究是设计一个假问题，围绕假问题做研究，所以才会产出大量无用的论文。

 王树国 ：是的。为什么成果转化率低？研究真问题，怎么会不转化？不了解社会需求，不了解未来发展趋势，闭门造车全靠空想，当然转化不了。

 陈志文 ：所以说我们要一端对接产业，把产业人才引进校园；另一端，把课堂搬到生产线上、搬到车间里。

 王树国 ：场景不同，环境熏陶不一样。前段时间一位部委领导来调研，临走问我：为什么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人工智能人才喷薄而出，但大多不是在大学校园内成长起来的，而是在校园之外？而且这些人基本都不是科班出身。

我说这叫环境育人。中国营造了特别好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这个生态催生了优秀人才。大学很难批量培育这类人才，因为大学没有适配人工智能落地的产业生态。梁文锋一个年轻人就能把大模型搞出来，那么多高校专家学者没做成，不是他们没能力，是没有实战生态，没有生存压力、倒逼的动力。梁文锋为什么能搞出来？因为他周边全是产业链从业者，而且项目成败直接关系企业生存，做不好企业就要倒闭。完全不同的生态，催生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营造一个好的产业生态，比单一课堂教学效率高得多，人才是在优质生态下自然成长的。你说的“把课堂搬到生产线上”，实际上就是弥补这个生态的不足——这就像打仗，亲临现场和纸上谈兵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老师没有经过实战训练，怎么教出有实战能力的学生？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一个使命，就是把企业和大学的人才双向相融：一方面吸纳企业高端人才进入大学参与育人，另一方面让我们的老师走进产业一线，在实操中补齐实践短板。

 陈志文 ：国家也在倡导“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增加产业导师、行业导师。但很多高校负责人抱怨，学校引进产业导师积极性很高，但企业那边却没有合作兴趣。为什么？

 王树国 ：普通校企合作大多只是浅层合作，双向择优：你看上我、我看上你才合作。但一些大学和企业互相看不上，大学说企业项目产出不了高分论文，耽误评职称；企业说高校老师只会纸上谈兵，落地实操一无是处。这两种对立的心态让双方很难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是因为立足解决真问题。企业发现我们研究的方向正是产业亟待解决的难题，自然一拍即合。因为大家想的是一件事，干的是一件事。前面你说的为什么合不来？想的是两件事、干的是两件事：高校想发论文，企业想解决具体问题，不是一条路上的车，自然走不到一块去。

 陈志文 ：从本质上来讲，很多校企合作实际上是“两张皮”：高校有自己的需求，希望企业出钱出力配合自己的课题研究；但企业的诉求是希望你帮我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因此，企业的热情和投入就很有限，行业导师也不可能深度参与日常教学。

 王树国 ：是的。我们之所以能做成，第一，学校不唯论文，老师有成果就撰写论文，没有实质性成果绝不硬性要求发文，把老师从论文枷锁里解脱出来。第二，所有科研立足真问题，脱离产业实际的伪课题不予立项，专注攻克别人做不了、想不到、产业刚需的技术难题。

 陈志文 ：一句话，产业牵引，需求驱动。

 王树国 ：是的。比如，我们一开始就系统研判机器人领域、汽车领域未来的发展需求是什么，先做大量产业调研，全程和企业交互。研究方向不是校方单方面敲定，是和企业共同研讨形成的共识。确定方向后反向推导和布局：需要开展什么研究才能满足需求，配套什么样的科研平台，引进什么类型的师资，从社会真实需求往回倒推建设布局。

 陈志文 ：曹德旺先生提出，学校各院系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为什么？

 王树国 ：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没有真本事，如果你研究的是真问题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你的成果没有落地转化，要么是研究脱离实际，要么没有技术实力。曹先生提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倒逼机制，倒逼我们深耕真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尝到甜头了。学校获批建设不到一年，就联合企业自主研制出超高精度贴装生产线，对标芯片后封装领域，十个月完成研发，能在0.2×0.2毫米的面积上镶嵌四个独立管控的芯片。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显示智能窗口，相比传统LED大幅节能、显色效果更优，还能作为车路云联网信息终端。成果落地后，可能消耗全国四分之一的相关晶圆原料，直接带动上中下游一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全程需求倒推研发布局——按照需求确定研究方向，按照研究方向引进人才。这些人并不是从0开始培养，他们已经有了相关能力，只是没有方向和平台，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落地速度就非常快。

 陈志文 ：去年高考很多人说想找好工作，就去报福耀科技大学，都说来这里就不愁就业。实际上这种需求导向的培养模式走通了，不管是就业，还是科研，都是水到渠成的？

 王树国 ：经过这样全流程项目实战锻炼的人才，根本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恐慌，因为他一身本事。什么叫恐惧？当你面对一个比你强大很多的对手时，你会恐惧；而当你强大得不得了，大家都主动来找你的时候，你就没有恐惧和担心了。

现在年轻人就业恐慌，一方面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新旧产业迭代，必然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人才供需结构性错位。如果我们培养的孩子，在校期间就深度参与企业的项目研发实践，走出校园，面对产业实际情况得心应手，自然就没有恐慌，不少学生毕业后甚至就自主创业了。

最近有两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一是美国头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开始绕过高校，直接从高中定向招人。这件事让我猛然警醒，就连全球顶尖的美国高等教育都跟不上产业节奏，企业不愿等高校四年培养人才了。后续国内好几家人工智能企业也效仿，直接从高中遴选苗子定向培养。不是企业无视人才培养规律，是高校培养周期长、内容滞后，企业等不起。

 陈志文 ：前两天我和国内一位人工智能领域顶尖学院的院长交流，他感慨现在博士起步太晚了，已经失去了黄金时期，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至少要从本科阶段开始。

 王树国 ：说到这里，就要谈我们格外重视本科生培养的原因。根据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结论，人的第一个创新黄金周期是25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思想活跃、创新爆发力最强，第二个黄金周期在45岁之后。首个黄金周期极其重要，如果这个阶段人的潜能被压制了，第二个黄金周期甚至很难出现。

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卡在了校园里——等到博士毕业往往三十岁上下，学业压力已经让他身心疲惫，失去了钻研进取的欲望。本来在最有创造力的二十五六岁，应该让他在实践中去激发创造潜能，但却把他困在了校园里，第一个创新黄金期就这样消耗殆尽。就像蝴蝶在本该破茧展翅的时候，我们把茧壳牢牢粘住，不让它破茧而出，等到过了该破茧的时候，我们把茧壳打开，说你飞吧，它能飞得了吗？

王兴兴二十五六岁创业，汪滔、梁文锋、乔布斯、比尔·盖茨，甚至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也只有26岁。中外顶尖创新者，大多是在25至35岁第一个创新黄金期做出成果。这个年龄段，最好的生态就是让他在实践中摸爬滚打，释放潜能。

 陈志文 ：从这一点也理解了您强调要培养拓荒者，而不是乖孩子。

 王树国 ：对，一定要培养拓荒者。我们的大一新生入学就开设创新思维训练课，7人一个小组。课程立足社会调研，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实地调研，自己发现现实问题，拆解问题，研讨解决方案。我们的大一课业压力并不轻松，即便如此，课余时间，孩子们全员组建创新小组开展课题研究，且兴致勃勃。

三个月后他们进行项目路演汇报，我非常兴奋，因为孩子们对工业软件的熟练程度甚至超过了研究生阶段的水平。为什么上手这么快？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用。而且研究课题是他们自己调研发现的真实问题，内驱力非常强。

 陈志文 ：所以我们总说所谓“减负”，实际上，如果是自己发自内心想做的事，连续做十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辛苦，更不会觉得是负担。

 王树国 ：对，路演后课程会继续衔接实操落地，因为全部是真实的产业项目，学生要自己采购元器件、动手落地实物。虽然孩子们的很多想法还显得稚嫩，但创新的苗头已经显现，令我非常欣慰。

 陈志文 ：我们的个性化培养方案能够落地，是不是与咱们小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模和办学定位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资源可以支撑个性化的培养？

 王树国 ：是的。像一些大规模招生的综合性院校，很难落地个性化培养，只能沿用批量育人的模式。但当下新技术革命不断涌现全新赛道，我们急需开拓新领域的拓荒型人才，传统的培养模式可能很难培育出这类顶尖创新人才。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 王树国

 陈志文 ：人工智能迭代速度按月算，有人说不要用确定性的现有教学预判快速变化的未来。那就存在一个问题：按现在的专业和培养模式来培养人，会不会在培养未来的“无用之人”？

 王树国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什么要跳出传统课堂灌输，直接对接实践，科创育人的原因。我们要始终紧跟产业潮头，根据技术迭代同步更新学习内容，学生全程跟着行业前沿迭代成长，毕业时仍然站在领域前沿，仍然具备前沿竞争力。哪怕在校期间钻研的技术等到毕业已经迭代淘汰，但是学生养成的持续学习、攻坚克难的能力不会过时。我们没有固化死板的专业课程体系，全程遵循需求牵引、技术迭代，动态调整培养方案。

 陈志文 ：从另外一个维度讲，你们的培养路径是陪伴产业发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实际上这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落地逻辑——依托解决真问题落地，人才是攻关过程的附带成果。

 王树国 ：是这样的，人才是科研攻关的成果。在攻克技术难题、落地知识产权之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培育出能持续创造价值的青年人才，这是办学最核心的成果。我们学校有一句口号：学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固化的师生关系变成并肩攻关的战友，大家一同开拓创新。前沿课题没有标准答案，老师也无法预知最终成果，师生结伴摸索前行。很多时候学生的创新敏锐度往往超过资深老师，他们不受固有知识框架束缚，天马行空的想法反而能突破瓶颈。

 陈志文 ：您认为优秀人才最核心的特质和素养是什么？

 王树国 ：回归到人的内在素养，我觉得还是灵魂底色。所有顶尖创新者，无论成才路径如何，登顶成功都有一个共性：极强的韧性与使命感。

我经常举美国欧林工程学院的例子，这所顶尖工程大学由企业家捐资创办，全校学生仅380人左右，小而精，企业导师和校内师资联合育人，全流程项目制牵引培养。新生入学面试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你想改变世界吗？拷问社会责任感，能不能把个人理想和社会进步绑定；第二，你想用什么本领改变世界？考察兴趣爱好与专长。这是坚持德才兼备的育人准则。

无大德者难成大事。任正非历经重重磨难依旧如磐石一样坚守初心，靠的就是根植内心的家国信念与坚韧灵魂。我们校园里有一座雕塑，万千骏马从混沌中奔腾而出，命名为Soul（灵魂）。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塑造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是心怀家国、具有社会责任感，将个人命运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信念和使命感，你做事自然会百折不挠，这种韧劲儿就会支撑你主动挑战自我、迎难而上。而每过一个坎儿，你的能量和潜能就会激发一次，日积月累必然远远超过常人。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很多人之所以一生平平，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习惯性躲着困难和挑战，自己把能力给放弃了。而拥有使命感和韧性的人，能够不断挑战自我，一次次激发自己的潜能，必然能够成大事。因此，我经常告诉孩子们：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就是自己挑战自己的人。比如马斯克，他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仅仅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吗？未必，他就是在不断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这种自我挑战充分激发和释放了他的潜能。

 陈志文 ：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带来了太多不确定性，为迎接这种不确定性，我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从具体务实的角度，您认为学生需要储备什么知识与能力？

 王树国 ：知识学习必不可少。我们大一依旧强化数理化生基础教育，老话讲“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放到人工智能时代仍旧成立。我到中学去调研，也跟孩子们说，不要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基础知识不重要了，你们现在学的这些知识很重要，进入大学我们还要继续强化数理根基，同时开设文史哲、德育修养等课程，构筑综合素养底盘。进入大二之后全面转入实战培养，核心锻炼知识迁移应用能力。

 陈志文：培养以数理基础为核心的知识迁移应用能力。有人说，人工智能普及后，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再重要了？

 王树国 ：当然不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你连人工智能是什么、怎么来的都搞不明白，提问都提不到点子上，更谈不上熟练驾驭人工智能。

 陈志文 ：实际上总书记也曾以珠算、计算器举例，讲到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教育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丢。

 王树国 ：是的，如果连基础逻辑都不懂，空谈用好人工智能是天方夜谭。

 陈志文 ：传统大学按院系划分，各个学科自成山头，想真正打破学科壁垒困难重重。福耀科技大学怎么从源头解决这个难题？

 王树国 ：我们的落地思路很简洁，不是按学科做，而是按领域。2018年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划定了新技术革命五大战略必争领域，总结起来分别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科学、新能源、海陆空天大国重器。（讲话中的原文表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空间和海洋技术）我们按照这五大领域设立了五个学院。可以说，这五个领域不仅是国家的战略方向，更是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核心赛道。

考核机制上，我们更看重的是团队考核和用事实说话。推行“三级管理，院为基础”。学院的自主性很强，学院自己制定标准考核它下面的人，我们只对学院整体成效进行考评：全年落地多少真实产业课题、课题落地成效如何、依托项目培育的人才如何。

 陈志文 ：您曾在哈工大当了十二年校长，在西安交大当了十年校长，如今执掌福耀科技大学，这三段经历对比，变化最大或者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树国 ：当了这么多年校长，反思起来，我有两点做得不足的地方。

第一是没有重视中学教育，我十分懊悔。来到福耀后我亲自参与招生，到中学走访，我感悟万千：实际上，大学和中学是人才培养的前后接力棒，但特别遗憾的是，很少有大学校长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来到福耀之后，当我真正去到中学和孩子们面对面座谈时，我才发现我们高等教育缺了很重要的一环：不了解学生的由来。我们本来应该和第一棒携起手来，结果呢？第一棒怎么跑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儿等着，等着中学把孩子送过来。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觉得很不好。人的成长是连续的过程，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孩子们在中学的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后续的培养连接起来。

第二个是方向错了。过去我是根据学校现有的情况、现有的师资和平台去布局，擅长什么就做什么，忽视了市场和产业的需要。后来才发现，方向错了，我们应该先了解社会需求，再考虑做什么项目、用什么平台、什么人来做。好比厨师只会做土豆丝，天天就只做土豆丝，至于客人爱不爱吃，他不管，这肯定不行。现在我们是反向布局，先深度调研产业的真实需求，再来建平台、引进对口师资，如同先摸清食客想吃什么菜，再聘请对应的厨师定制菜品。

 陈志文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现在是如何做的？

 王树国 ：现在我带头组织学校的老师去中学开展讲座和宣讲。讲什么呢？我们会讲新技术革命下的变化和人才需求方向，即便学生未来不上我们学校，不管他未来去哪里，我们希望这个讲座能对他未来的人生有益。包括海外引进的院士、资深教授去中小学讲座，把自己了解的前沿情况和见闻告诉孩子们。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我很想改变的问题，就是大学之间各自为战，甚至院系之间也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根本不结合，把有限的优质资源碎片化了，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教育是公益事业，应该让更多人受益。但是因为评估排名等等，全靠这些知名教授和优质资源，所以只能把这些优质资源圈在本校内部，实际上，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现阶段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推开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围墙，推动跨校优质资源互通共享。

 陈志文 ：落到顶层定位，您如何理解“新型研究型大学”？

 王树国 ：首先，历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适配时代的全新大学形态，本轮新技术革命同样倒逼高等教育形态革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适配新一轮科技变革诞生的办学新模式，不变革就无法匹配时代发展需求，这是时代大势。

第二，在过去，高校长期游离在社会体系之外，以旁观者的姿态对社会评头论足。而这场新技术革命要求高校必须真正融入到社会和产业中去，成为社会创新链条的组成部分，立足实操落地成果，光说不干行不通了。

比如我们学校有大量来自产业一线的老师，技术骨干、总师，他们关注的就是实干——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你能不能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这种文化和生态与我们大学原有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是一种颠覆性重构。

一所好的大学不在于有多少院士、多少论文、多少科研经费，而是能否构建孕育创新人才的土壤和生态。这种生态靠大学自己是不行的，只有与企业融合，学生才能在实操实践中成长；只有和社会融合，才知道社会运作和人情往来。比如我们的7人课题小组，学生们需要自主采购元器件，核算物料成本，调研原材料市场价格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系统思维、团队管理、组织能力等都得到了锻炼。

 陈志文 ：不说太远的，在福耀科技大学任职期间，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办学成果？

 王树国 ：最大的心愿，与其他大学共同努力，依托新技术革命的时代风口，培养出一批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力争在人类科技进步史上留下中国人的名字，逐步扭转前三次工业革命核心创新成果鲜有中国人身影的遗憾。

信心从哪儿来？就来自这些孩子们。看到梁文锋、王兴兴这些年轻人，我非常激动和兴奋。我相信中国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们要把他们挖掘和培养出来。前段时间走访合作企业时我深有感触：几个合作企业上市公司CEO里，除一人是80后，其余全部是90后。我明显感觉到，中国时代来了！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一定是中国人为人类历史进步做出贡献的大好时机。

就像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我们占了全球的50%以上。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人才？厚积薄发，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终于赶上了这个时代机遇。但前提是我们要释放出年轻人的创新潜能，这也是我办学的信心来源。

 陈志文 ：以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为代表的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持续落地，必将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您觉得会带来哪些长远改变？

 王树国 ：第一，推动高校真正深度融入社会创新体系，真正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在产业之外。

第二，培养出一批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顶尖人才，助力中华民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能够为世界所瞩目，不再缺席关键技术突破。

第三，形成适配新技术革命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新模式，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提供范例。让世界看见，在本轮科技变革中，中国教育走在了世界前沿。

 陈志文 ：这种模式就是需求驱动、技术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王树国 ：实际上总书记提出的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已经精准地把这场新技术革命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勾勒出来了。

当下时代的每一项进步和突破都在构建一个新的知识架构，本轮新技术革命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而我们正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期。身处时代转折点，新赛道层出不穷，未知领域繁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培养的学生天然就是各领域的拓荒者，而不只是被动学习书本知识的学习者。这个时代的大学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我们赶上了人才辈出的时代，但如果我们跟不上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节奏，未来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包袱，被社会边缘化。

 陈志文 ：马上高考，相信有很多考生想要报考福耀科技大学。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你们学校？

 王树国：有社会责任感、有志向、有追求，想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的孩子。只想混一纸文凭、毕业躺平安逸度日的考生可能不适合我们。大家要清楚，个性化培养模式下，很难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福耀科大更适合立志钻研技术、开拓实业的人，我们也会帮助有此志向的孩子成长为这样的人才。

 陈志文 ：福耀科技大学未来的办学规模和远期规划是怎样的？

 王树国 ：教育部核定远期办学规模8000人。未来研究生会占较高的比例，我们的本科生是参照研究生标准实行全程导师制、本硕博贯通培养的。今年我们会成立国际研究生院，我们的孩子会接触一批世界名校。这些学校为什么愿意来？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批有创造力的孩子。此外，我们在大三、大四阶段也会开放名额，接收其他兄弟院校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