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阎琨于2024年出版专著《中国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国际论争和模型启示》，针对拔尖人才培养在国际上的论争，如拔尖人才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培养的、选拔依据智商测试还是实际成就、拔尖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专业精英还是创新型人才、拔尖人才的研究方式是个体特性还是群体共性等，阐述了当前拔尖人才培养的国际范式与理论模型，并结合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出了适合中国拔尖人才培养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
基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阎琨于2023年和2024年入选国际权威机构爱思唯尔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近日，《光明日报》旗下《留学》杂志就相关问题对阎琨副教授进行了专访。
01
如何识别真正的拔尖人才？
《留学》
对“拔尖人才”，目前学界是否有明确的界定？
阎琨
如何定义拔尖人才，学界历来纷争不一，这在我的专著中有详细论述。其中较为权威的是美国学者斯腾伯格（Sternberg）的五特性定义法。
他认为个体需要达到五种标准，方可称其为“拔尖人才”：
卓越（Excellence）标准、稀缺（Rarity）标准、产出（Productivity）标准、展示（Demonstrability）标准、社会价值（Value）标准。
《留学》
甄别拔尖人才有什么难点？什么样的拔尖人才是比较难被甄别的？对这样的人才应该采取何种甄别方式？
阎琨
拔尖人才选拔目前主要面临两种困境：
一是错误地把没有天赋和兴趣的个体选拔出来，也就是“存伪”；另一种是“弃真”，即未能识别出真正有天赋的个体。
目前除了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对于数学超常学生和一些“少年班”采用特殊招生政策之外，大部分国内高校都以高考成绩或者竞赛成绩作为主要的选拔指标。但是对于“偏才”与“怪才”，以成绩为主的选拔方式比较难甄别。
因此，针对这些特殊人才，建议我国对拔尖人才的遴选机制从群体筛查向个体选拔过渡。
群体筛查的重点是对候选人进行一般性调查，初步收集潜在培养对象的智力因素和个体非认知特质等相关信息，其标准相对宽松；而个体选拔则采用标准化工具，对拔尖创新人才进行更为精确的鉴别和筛选。对于“偏才”和“怪才”，应该将重点放在群体筛查后的个体甄别和选拔。
《留学》
您在专著《中国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国际论争和模型启示》中介绍了国际上选拔创新人才的模型，其趋势是什么？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阎琨
当前我国拔尖人才的选拔偏重通过学业测试和竞赛成绩考量学生的智商，而缺乏对学生的心智结构、志趣等个体因素的整体考量。
但单一的智商测试之信度和效度在国际学界日渐受到质疑，且智商对拔尖人才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阈值。相较于传统的“天赋智商”，关注个体的“实践智能”对拔尖人才的选拔更有实践性意义。
因此，一方面，我国高等院校拔尖人才项目的考查核心应该是，学习者在特长、偏好、志趣和学科知识之间、在心智结构与学科的深层文化结构之间，有无选择的默契感和亲和感。
另一方面，对实践智能的考量也非常重要。在进行拔尖人才选拔时，也应考查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知识和技能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感兴趣或表现出特长的智能领域，是否具备合理规划达成目标的路径并将其成功实现的能力。
建立科学规范的拔尖人才选拔体系是我国拔尖人才战略顶层设计的第一步，这个体系中既应该有定量的专业、学术和智商考查，也应该有定性的对拔尖学生实践智能的考量。
02
我国拔尖人才的培养困局
《留学》
您和团队对“珠峰计划”“拔尖计划”及“强基计划”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我国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是否仍有一些值得探讨和优化的空间？
阎琨
我国大学在拔尖人才培养的道路上已经探索了40余年，历经“珠峰计划”“拔尖计划”和“强基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当下培养模式的一些不足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总结了中国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
我国大学在拔尖人才的选拔方式、培养方式、培养过程、培养目标和培养效果方面，都存在优化空间。
例如：选拔过程容易落入“唯成绩”的窠臼，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拔尖人才选拔模型；重选拔而轻培育，在教育供给方面，如项目规划、课程教学、教材选择、教师职业培训、学生职业指导等方面，都缺乏系统的设计和理论规划；在对拔尖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中，整体评价模型缺失，而且个体评价的功利化导向明显；等等。
未来，在选拔方式上，大学可以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EPGY资优生选拔测试，在美国的分流方案（Project Stream）构建的才能鉴定矩阵（Talent Identification Matrix）及德国的“ENTER”等前沿范式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选拔方法；
在培养过程方面，各类“拔尖计划”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领跑者，应该思考如何让培养模式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个性化、系统化，为拔尖学生提供一条通往成功的学习路径；
在拔尖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估方面，大学应该首先摒弃当前以进入名校的比例来衡量培养效果的通用方法，转而建立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评估标准和体系，这需要教育界、研究界、学者、项目实践者共同的研发和长久的科学实证探索。
《留学》
在书中，您认为拔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展的，那么，应该为拔尖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发展环境？
阎琨
“拔尖创新”不是一种个体与生俱来的特性，而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天才、天赋、才能都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条复杂的发展路径。其中，拔尖人才所在的专业领域和社会网络（如资源和家庭），都有可能帮助或阻碍个体发展目标的达成。
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个体的天赋或者优势逐渐发挥的环境。拔尖人才是鲜活且千差万别的人，理想的拔尖人才教育环境应当为拔尖人才建立动态的发展路径，将个体的先天禀赋充分激发出来，帮助他们为取得未来的成功做好准备。
因此，高等院校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结合拔尖人才培养理论，对包括学习目标和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甚至教学场所在内的学习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构建一条适合拔尖人才成长的发展路径。
03
重视人格养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留学》
在您的印象里，国内外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项目有哪些共性？
阎琨
我从拔尖人才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成熟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应当与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和学校实践相互促进。
成功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普遍建立了一套科学而完善的拔尖人才鉴别和选拔方法，并抽象出完整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型，能够为拔尖人才找到适配的学习环境，使其专长得以充分发挥。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西北大学人才发展中心、杜克大学人才识别计划都是发展比较成熟的拔尖人才培养中心和项目。
《留学》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除了学生的学科能力、创造力，您认为还需要重视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素养？
阎琨
在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目前的培养项目多聚焦于传统的智力表征，重视拔尖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而对人格养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缺乏应有的关注。
在实践层面，尤其是在评价方面，短期绩效导向驱动下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过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科研成果等显性指标，对其社会责任感和贡献力等内隐性要素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
有鉴于此，我们应将国家贡献力和社会责任力要素贯穿于拔尖人才教育的全过程，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拔尖人才，将能力培养和为国分忧、解难、尽责的使命感纳入“选拔—培养—评价”的每一个环节中。
拔尖人才培养要强化使命驱动，强调拔尖人才的身份“不是光环，而是使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引导拔尖人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未来发展挑战，树立远大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