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70年前达特茅斯学院的夏日，唤作“达夏”，来封存人工智能梦想诞生的时刻。达夏的缘起，是一份投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申请书，一笔最终被砍去一半的资助——我在《好奇心而不是好胜心，更值得基金会来鼓励》中讲过那段往事。

这次从一封邀请信说起。

信笺写自1956 年 3 月，由达特茅斯学院数学与天文学系发出，如今翻拍所见，纸张早已发黄。这是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写给雷·所罗门诺夫（Ray Solomenoff）的，诚邀他参加一个叫“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的“聚会”：待遇一千二百美元（约九百免税）外加旅费，时间是6月18日到8月17日，地点在汉诺威——专门强调是“一个凉快的地方”。信末一句问话，轻轻浅浅，却也隆重：Can we count on you？（我们能指望你吧？）

雷是谁，让麦卡锡如此郑重地邀？如果用简历来筛人，雷是不太有机会进这个场子的。没读过博士——这在那一圈年轻学者里，是个异类。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听过费米的学生讲课，可真正让他着迷的，是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想用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把整个宇宙——包括这套逻辑本身——都描述出来。这个“从有限经验里推出普遍规律”的念想，萦绕着雷的一生。1951 年他拿了物理硕士，就没往下读，转头去了纽约，在一家叫“技术研究组”（也可以说成研究集团）的私营小机构里做点儿事。而他满脑子琢磨的，仍是机器怎么归纳、怎么预测、随机性和创造是怎么回事——这些，在 1956 年并不算主流正路而要等到很多年后才被认作人工智能的根。

这样一个没博士学位、在私营小公司打工、琢磨的东西又不主流的人，怎么就进了麦卡锡的名单？靠的是马文·明斯基。明斯基和他在一次会上相识，一见如故，成了终身好友。后来听说麦卡锡张罗“达夏”，明斯基就向其他几位组织者力荐雷，称他是个“best buy（超值之选）”。理由很有意思，“据我观察，所罗门诺夫这个人，incessantly（一个劲儿地）往本子上记——他自己的、别人的想法，连同他不同意的，都记；那笔记的深度与周全，我没法跟你形容。光这一条，等需要写项目报告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能完成大半。”——一个没名头的流人，凭着一摞写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被请了进来。后来也真就是雷，存下了达夏近乎全部的现场记录。

雷把整个自己交给了达夏，一天不落。7月25日，他在达夏过了三十岁生日——巧的是，那天瓦伦·麦卡洛克（就是1943年神经网络算法最早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来达夏，谈的恰是卡尔纳普，雷思想上的老根。三十岁的雷，就这样埋首在一门连名字都还游移不确定的新学问里。

那门学问，连和最亲近的人都说不清道不明。七月里，雷的女友露易丝从纽约写信来问：“你倒是说说，你跟马文成天忙的什么——格洛丽亚（虽然也在达夏）知道的，一点也不比我多。”马文是明斯基，格洛丽亚是明斯基的太太。两位女士隔空一对证，才发现她们的男友、丈夫，把那个夏天描述得一塌糊涂。格蕾丝——雷后来的太太——给这玩意儿起了个代称：一门“神秘的学问”。

说它神秘，是它那时连个相对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人工智能”四个字虽然印在麦卡锡建议书上，可一整个夏天，这一群人并不是这么称呼它的，而叫它控制论、自动机理论、复杂信息处理。麦卡锡后来说了实话：造AI这个词，一多半是为了甩开“控制论”——“我既不想把维纳当宗师，也不想成天跟他抬杠。”

那么，那两个月中的一天一天，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占据了达特茅斯数学楼顶层的一间大教室。麦卡锡说汉诺威是“一个凉快的地方”，倒也不假——新罕布什尔的夏天，宜于长坐长谈。每天能来的，莫尔认认真真点过名，少则三位，多则八个：麦卡锡、明斯基、雷哥仨是雷打不动的，别人随缘——谁哪天到、哪天走，像流水席。而且，没议程——麦卡锡主动把精心排好的日程给扔了。于是多是这般光景：有人占着黑板讲自己那摊，讲完一屋子人接上话，七嘴八舌；有人搬来稀罕玩意儿演示，英国来的阿什比，扛来他那只电动的“内稳器”——一具会自己重新接线、让指针始终归到中立位的小机器，让满屋子人看得入迷；也有人干脆是路过，从麻省理工听人随口说“有个会叫人工智能”，搭朋友的车就开过来，掺和了一礼拜。雷，总是坐在角落，一个劲儿地往本子上记：六月底明斯基到，七月一日汤姆·埃特，七月十日香农专程来听他一场，八月十五比奇洛讲，八月十七他自己收尾。整个夏天最轰动的一场，反而是只来了几天的纽厄尔和西蒙演示“逻辑理论机”——麦卡锡说：“这俩，是整场大戏的明星。”明星是只闪了几日；一锤一锤垫地基的，是几个天天在的年轻人。

给达夏这种，起了个名：慢聚漫奏。慢聚，是不赶时间、主动留白地凑到一起——日程扔了，时间留给无目的的深度对话；漫奏，借用了爵士乐里的 jam session：没谱、各带各的乐器、彼此 listening 着回应，旋律从合奏里流淌出来。漫奏不是白借的词：1940 年代哈莱姆的Minton’s 乐园，一群被大乐队主流边缘化的年轻乐手（帕克、吉莱斯皮、蒙克），靠着老板跟工会的交情换来的心理安全，通宵都在jam，jam出来了个 bebop——一种新物种。达夏之于 AI，正像 Minton’s 之于 bebop：流人，边域，漫奏，长出新物种。

慢聚漫奏，涌现创新，我数了一下，还是有些个特点的。

首先是智力密度。要的不是人头攒动，是能对话、能漫奏的高手。三到八个人，个个都能接住、能回话、能把旋律往下即兴——雷和明斯基天天在，香农、罗切斯特、纽厄尔、西蒙、塞尔弗里奇来晃一阵，每一个拎出来都是其后某个分支的开山。从蒙特利尔来的神经心理学家米尔纳，老实交代说“多数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感觉没能加进这场漫奏，其实也不一定。智力讲密度，少而精的高手，强过乌泱泱一大片。

还得有异质性。屋里几乎一人一个学科，谁也不归谁管：数学、逻辑、信息论、神经科学、工程、经济学、心理学、控制论。如我总说起的“流人”与“边域”——流人，看气质，被边缘化、不那么主流的人物（是人物而不是有帽子的人才、当工具的人手）（雷自己就是一个：没博士学位、不在学院、想的又不主流），摆脱了中心那套规模与效率的束缚，反倒敢造；边域，是学科之间那片少人关心少人问的边缘处女地，隔离让它像生物学上的边域种化，小种群被阻断与母种群的基因连通，更容易产生剧烈变化、演化成新物种。再品一品：达夏，便是流人汇于边域的一季漫奏。

共性是热爱探索。在达夏，没人要求产出论文、程序或商业方案；只是相互碰撞、厘清“机器能不能模拟智能？智能究竟是什么？机器怎么自我改进自己”。它更关心的是定义问题，不是解决问题；是切磋，不是对齐；是玩，不是赢。比起结果，过程当中的体验与感受，更为热爱探索的人所在意，正如塞缪尔留了句直白的观感：“very interesting, very stimulating, very exciting.” 探索本身，就是奖赏。

有个基本保证是心理安全。所罗门诺夫形容那氛围：“自由、开放、无拘无束，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任何想法，没有权威压制。”想想这么个画面：五个人——塞尔弗里奇、明斯基、麦卡锡、所罗门诺夫、莫尔——为“heuristic（启发式）”这个词，一齐涌到走廊一架字典跟前，围站定了，非把意思商量出个说法来才算完；五十年后重聚，真跑去看，居然那部字典还原样立在原处。没大没小，才有这种围字典的平等。借我早先总结的“没”字诀来说，再合适不过：没大没小、没对没错、没皮没脸，没牵没挂、没遮没掩、没拘没束。以及还有：没议程，没权威，没交付。这“没”，不是涣散，是把规范与效率那双扼杀应变创造力的手，从达夏的屋子里给请了出去。

不能缺少的而如今更显弥足宝贵的是松弛感。“一个凉快的地方”——麦卡锡这句说的，随口得很。在他笔下，研究的滋味，是惬意的、松弛的，像可以玩一玩的，不非得取得了赢得了什么。爵士中的jam中松弛感绝佳体现在没有预设的总控，对“失误”包容度极高，小的意外反而可能催生全新的创意亮点，关键是欣赏与拥抱独一无二的在场感。松弛感不是懈怠，是笃慢致远的那口气——策马扬鞭易，笃慢致远难。

这五个特点合起来，就是慢聚漫奏。它不是今天AI转型中越来越被飞轮起来的黑客松——黑客松是赶时间、解题、任务团队、冲刺交付；慢聚漫奏是不赶不迫、定义问题、异质人物、漫奏出不可复制的传奇。它也不是我们文化中有些熟悉的神仙会、务虚会——那俩是“会”，几个钟头、同圈子关起门来；慢聚漫奏是“驻”，长时段、跨学科、即兴合奏。叫神仙会的，透着礼贤下士的味，但常见到神仙动了让主人满意的凡心；叫务虚会的，没有那些个“没”，虚实之间就是在开另一个会。慢聚漫奏，不太关心延续性的线性改善，好奇心、想象力都在颠覆性的质变与跃升上，长出新物种来。也不是所有创新都好使，偏巧达夏干的是助产：问题本身还没成形、连名字都还没确定的那种，从 0 到 0.1的创新。

荡开一笔，说说流人这个概念，还有它沉重的另一面。1943年，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合写过一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那是第一个神经网络的数学模型，今天所有连接主义的肇始。两位作者，人生轨迹在达夏分了岔：麦卡洛克来了；皮茨没来。论天分，许多人觉得皮茨还在麦卡洛克之上，可他这个流人没能出奇——1952年他与精神上的恩人维纳决裂（起因至今说不清），就此“认知失措”，不再研究，酗酒，深居简出，在 MIT 注了册却毕不了业。皮茨孤身一人，1969年在剑桥一间公寓离世，肝硬化，46岁。

边域是能吞噬流人的，就像皮茨自远一隅就此沉寂，而也有人慢聚漫奏出新声部。

雷，是漫奏出新声部的那一个。后来他单枪匹马辟出“算法概率论”这一支，提出“所罗门诺夫归纳法”，把奥卡姆剃刀与贝叶斯推断拧成一台理论上什么都能预测的“通用预测机”——半个世纪后人们才回过味来：这是机器学习最深的那一块基石；今天争论通用人工智能（AGI）时搬出来的好些个模型，根子可以追到他这儿。他这辈子没像香农、麦卡锡、明斯基那样名满天下，图灵奖也没得过。但 AI这栋摩天大楼的地基里，有那么一块，是他闷头在达夏那两个月、在那个“凉快的地方”，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一个没读博士的流人，在达夏这片边域，漫奏出了有着最深远泛音的那个声部。

这恰是达夏可以送给今天的礼物，也是纪念达夏70年，雷诞辰100年的好方式。我们又站在一轮大变局（AGI）的门口，正该是流人出奇效、边域创新种的当口。可多数组织习惯了跑结构化、交付导向的流程，活脱脱是明茨伯格笔下的“程序化机器型组织”——效率（求生）是强项，却与创新（求兴）无缘；天天在开大会、喊大词、堆人头，鲜少有人能从容、有组织愿“漫奏”。流人生造不出来，边域也看机缘巧合，天意之外，慢聚漫奏还是得要真“舍得”才行的：舍得把规模压给几个能对上话的高手，舍得把学科、团队搅得异质化，舍得给热爱探索鼓掌、给心理安全、给松弛感，舍得留白，舍得给天马行空的子弹再多飞一会儿的容异与容长。

流人出奇并非有心，边域创新或可着意——慢聚漫奏，传奇涌现。达夏70年后的AGI助产的盛夏，每个组织都可以轻轻浅浅却也隆重地再问上一问：这里还容得下一季慢聚漫奏吧？

Can we count on you？

2006年“AI@50”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重聚的五位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研讨会亲历者（从左至右）：特伦查德·莫尔、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奥利弗·塞弗里奇、雷·所罗门诺夫。